口述：阿兹玛（Azima）

整理：爱丽丝·艾伦（Alice Allan）

原文发布时间：2018年8月14日

中文版编辑：高来益

阿兹玛（Azima）说：“我梦想有一天，我国人民不再将我们艾滋病毒感染者视为社会的威胁。”

16岁的阿兹玛具备成为真正冠军所需的一切条件，她致力于改变乌兹别克斯坦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看法。

我是阿兹玛，七个月大时早产了。医生告诉我妈妈，我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她把我留在了医院。

在我住院的某个时候，我接受了输血。就这样，我感染了艾滋病毒。

在我出生14天后，我的祖母发现了我，并来接我。从那时起，她一直抚养我长大。

小时候，我总是生病，多次住院，辗转于各个医院之间，但没有人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个子又矮又瘦，牙齿不断地脱落。

我被送到了一家残疾儿童医院。他们认为我可能患有白血病，所以把我送到了癌症医院。

在那里，我被检测出HIV阳性，并被送到了塔什干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在医院里，我接受了针对其他疾病的几轮治疗，但直到我9岁那年，我才开始接受针对HIV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

起初，我很好地接受了这种治疗，但我的身体逐渐停止了正常的生长发育。后来，医生增加了一种新药，这影响了我的行走能力。

我被安排和成年患者住在一个病房里，他们吓坏了我和我的祖母：“你活不了多久了，你会死的，如果你是个好女孩，你就不会得这种病！”

与那些病人交谈后，我感到非常沮丧。出院后，我开始疏远朋友。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停止了上学。

我不知道还有同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所以我真的以为只有我感染了HIV。那些成年病人说的是对的，我快要死了。

这时，有人告诉我的祖母，有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支持的儿童艾滋病中心，那里有一个小组会支持我。

我开始问祖母很多问题：“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会死吗？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我的祖母参观了儿童艾滋病中心，回来后告诉我，我所有的问题都会在那里得到解答。

我记得当时快过年了。当我到达中心时，有一群女孩正在制作装饰品。我和她们聊了起来，但我不知道她们和我一样是艾滋病毒阳性。

正如我所说，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我不记得具体问了卫生工作者什么问题，但我确实记得他们告诉我——没有必要再害怕了。我松了一口气。

起初，我每三个月去一次中心。我本想经常去，但我们住在离市中心100公里的地方，而我的祖母并不富裕。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和其他女孩分享我的生活和故事。

这是我唯一能自由谈论自己是HIV阳性的地方。她们如此友善，她们微笑着面对世界，让我更想频繁地去中心。

我开始重新投入生活。我终于感到自己已经从黑暗走到了光明。我和祖母不再独自面对HIV。我们被支持我们的人包围着。

我接受了同伴支持者的培训，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卫生工作者可以提供关于为什么必须服用药物的信息，但经历过艾滋病毒的人才能真正解释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应对疾病的污名化，不仅仅是其他人的看法，还有所有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我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惩罚？”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想改变人们对我们——那些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的看法。我想消除他们心中的污名。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在一次慈善义卖活动中，我站在一块写有“我是艾滋病毒阳性，拥抱我！”的展板旁。

当数百人驻足，阅读展板，看着我，并热情地拥抱我时，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也看到一些人带着奇怪的表情看着我，然后继续往前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心中的恐惧源于无知的黑暗。

我来这个中心已经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培训像我这样的青少年，再让我们去培训其他人，以支持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

多亏了这家中心，我感到更有活力了。现在，我接受艾滋病毒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将其视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更多的人能看到艾滋病毒日托中心的情况，也许他们也不会把艾滋病毒看作是一个大问题。

编后感言

以前一些HIV感染者是通过输血感染的，但如今我们这里的正规医院不会出现输血传播HIV的案例。

如今绝大部分的HIV感染者都是因为邪淫传播。邪淫都会有报应，即使不感染HIV，也会导致其他问题，包括折福折寿和影响后代。

不是每个感染者都会有好的条件得到最好的照顾。如果没有更好的药物，选择高来益·艾滋病毒自然疗法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一样可以达到检测不到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高来益传播的方法，对于不了解自然疗法、没听说过医疗黑手党、不信因果的感染者来说，遇见了也可能不会相信！一切皆业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