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6000多字，尽管很长，但这是值得每个人都知道的病愈故事。

作者：安吉·阿尔特（Angie Alt，前内异症患者，健康作家）

发表时间：2015发布，2016年更新

编辑：高来益（引入国外先进营养治疗方案第一人）

即使我以写作为生，我也很难讲述我的健康故事。

我患有乳糜泻、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多种疾病，有多年的抑郁和痛苦。

回忆起那些黑暗的季节，既痛苦又难以描述，因为它们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所经历的典型疾病旅程。

最初的迹象

我上大学时，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注意到阴唇周围有疼痛的变色斑块，我开始在医学百科全书中查找我的症状。

我拜访了接生我女儿的妇产科医生，他诊断我患有硬化性苔藓，并用类固醇霜送我回家。

他没有告诉我的是，这种皮肤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从15岁开始，我就遭受了严重的经期疼痛。

生下女儿后，我的月经周期开始不正常，后来才知道，那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导致的，而子宫内膜异位症似乎导致了硬化性苔藓。

分娩后我的消化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有便秘、不舒服的饱腹感、持续恶心，我的医生告诉我这些症状属于肠易激综合症。

这是我遇到的许多误诊中的第一个，事实上，我患有乳糜泻。

不孕与情绪变化

生完女儿后，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戴夫，我们一见钟情。

没过多久，我们就搬到了一起，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几年后，我们开始尝试要孩子，但什么也没发生。

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不孕不育的人来说，“什么都没有”可能是每个月最痛苦的事情。

一年后，我们拜访了一位生育专家，他在进行了多次昂贵的测试后得出结论——我们俩都没有问题。

生育专家说，这可能与我的年龄有关，但当时我才28岁。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丈夫对这个判断比我更沮丧。

我丈夫向医生施压，询问这是否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

医生摊了摊手，耸了耸肩，没有说话。

我们就回家了。

我的情绪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变化，我似乎无法“振作起来”。

当我冒险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时，得到的答案似乎都是“别担心”。

我对自己感觉很糟糕，并责备自己，我的焦虑更加严重了。

最终我们开始寻找替代疗法来解决我无法怀孕的问题。

一位自然疗法医生建议我尝试饮食净化以刺激我的生殖系统和肝脏。

这种饮食消除了一长串食物，其中包括乳制品和小麦，我记得吃它感觉非常好！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线索，但后来我并没有重视。

迁往几内亚

因为丈夫要从事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我们迁往了西非。

2009年3月9日，我们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新家，我才知道生活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是多么的艰难。

尽管几内亚经济非常落后，生活环境十分糟糕，而且政局动荡，抗议不断，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生活相对平静，直到我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出现严重危机。

危机突发

大约六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因剧烈的腹痛而醒来。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阑尾炎，丈夫赶紧把我送到最近的诊所。

检查发现让我们震惊：我的一个卵巢出了问题，还有相当严重的感染。

医生计划让我静脉注射抗生素，并评估我的病情是否需要转移医院。

与此同时，外面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士兵们将抗议人群带入当地的一个体育场，然后锁上门并开枪射击。

他们公开强奸妇女，抢劫商店，造成了 100 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这座城市很快就被封锁。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决定撤离。

第二天早上，我们安全抵达机场并登上空中救护车。

起飞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看到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整个城市都在燃烧，一片混乱，枪声四起，许多人被杀害。

我感到内疚和羞耻，差点让我崩溃，因为我这个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正在被空运到安全的地方。

因病回家

几个小时后，我们降落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的一家医院，继续进行检查，确定阑尾切除术是否合适。

然而，医生确定我的卵巢囊肿破裂，而不是阑尾炎。

我接受了必要的治疗，几天后就出院了，而我丈夫则返回几内亚继续他原来的任务。

出院后的四五天里，我的消化系统基本上停止运转了。

我吃不下任何东西，不去洗手间，也不渴，体重也减轻了很多。

我憔悴、虚弱、疲惫不堪。

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彻底崩溃了，最后决定，我和女儿回到美国，专注于恢复健康。

我回到美国后，感觉好多了，食欲恢复了，体重也增加了一些。

恢复了体力，情绪也稳定，我相信我的身体正在康复。

不幸的是，我还远远没有康复。

子宫内膜异位症

几个月后，就像我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经历的那样，出现令人难以忍受的腹痛，同样有严重的感染。

美国的医疗水平当然要先进很多，医生诊断我患有第四期子宫内膜异位症。

我很可能从 15 岁起就一直患有这种病。

我的不孕不育之谜终于解开了。

第一次手术

2010 年 3 月，我接受了手术，切除了阑尾和尽可能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组织。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医生挽救了我的卵巢和输卵管。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整个过程的压力让我们精疲力竭。

与此同时，我的丈夫说要到塞拉利昂（另一个西非国家）工作，我和女儿可以在那里安全地与他团聚。

搬到塞拉利昂

2010 年 5 月，我们搬到了塞拉利昂。

最初的几个月，我感觉非常好。

我开始锻炼，看起来更健康，我的身体似乎恢复了。

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家人安定了下来，并感到幸福……

直到有一天，一些新的症状开始出现。

2011年春天，我开始时不时地感觉到四肢有刺痛感，之后刺痛感变成麻木感，随后是肌肉和骨骼疼痛。

我时断时续地发低烧，我的头发以惊人的速度脱落，我减轻的体重又回来了。

最奇怪和最令人不安的症状是不寻常的心律。

危机再起

我四肢的麻木和刺痛变成了剧烈而深沉的疼痛，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我们咨询了医生，他们怀疑有血栓，最后检查表明没有血栓，我如释重负。

我女儿学期结束后，正好赶上雨季。

我和她飞回美国蒙大拿州享受预定的假期，而我的丈夫则留下来继续工作。

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家咨询医生，并最终了解我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不幸的是，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答案。

令我沮丧的是，我收到的回复都是轻蔑的、居高临下的、毫无帮助的。

我的医生将我的症状归因于环境压力，甚至认为我有神经病和心理问题，他们没有提供治疗方案。

2011 年 8 月，我们返回非洲。

然而，不确定的预后和不断恶化的症状所带来的压力正在引发一场相当严重的焦虑和抑郁风暴。

我开始出现奇怪的愤怒爆发，我感觉自己的行为不合理，但我似乎无法控制自己。

我的精神和情绪状况越来越糟糕，我知道这与我的身体健康有关，但我无法追根究底。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我开始告诉戴夫，我们需要早点回美国，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健康。

戴夫当然知道出了问题，但没有意识到我病情的严重性。

他非常想提供帮助，但他不知道如何帮助，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选择。

第三次危机

到了9月底，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我的血压开始出现问题，即使躺着也感到头晕和虚弱。

特别是有一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感席卷了我。

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只能说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向戴夫解释了发生的事情，我们决定去附近的一家诊所。

在去诊所的路上，我开始出现沟通困难，并且开始含糊其词。

在我们到达之前，我在车里昏倒了。

到达诊所之后，我又在候诊室里昏倒了。

我一直发低烧，诊所医生对我进行了疟疾检测。

令我们惊讶的是，检测结果呈脑型疟疾阳性。

开始静脉注射抗疟药……但我仍然没有康复。

几天过去了，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我们去了另一家诊所进行疟疾检测，测试结果却呈阴性。

这让戴夫更加惊慌和不安，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再次回到美国。

鉴于我的病史，只有当我同意永久地返回美国时，保险公司才愿意同意我撤离。

这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药丸，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结束我们在海外服役的梦想，而且也再次让我和丈夫分开。

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的处境已经危及生命。

第二次因病回家

在回美国的途中，我被空运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热带疾病医院进行评估，我的女儿和戴夫在我身边。

我接受了一些测试——脑部扫描、疟疾检查等，但没有显示出任何疟疾、脑部或其他方面的疾病迹象。

我在布鲁塞尔医院住了四天，已经恢复了体力，可以自己走动，所以我可以回家了。

出院后，我吃了一份鞑靼牛排三明治。

立刻，离开塞拉利昂之前感受到的压倒性的恐惧感再次席卷了我。

我感到脸部麻木，精神极度痛苦，但更糟糕的是——深深的绝望感似乎一直伴随着我。

回到美国，拥有我理解的先进医疗系统和我认为可靠和安全的食物，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讽刺的是，我每天早上在医院喝着用小麦粉做的浓汤。

直到几个月后，我才意识到这种面粉汤只会让我远离健康。

因为我的病，我亲爱的丈夫放弃了他热爱的、试图改变世界的工作，我也无法履行我作为母亲的责任，我感到羞愧。

我想，适应发展中国家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为什么除了我以外，每个人似乎都能应付自如呢？

我是不是神志不清啊？我要咨询一位心理学家。

全职病人

我把看医生当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我的第一步是确定我是否真的感染了疟疾。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新的测试显示我不仅没有患上疟疾，而且我从未患过疟疾，就像我的血栓事件一样。

我依然在和疾病做斗争，我在夜里多次醒来，浑身大汗，确信自己快要死了，这已经成为常态。

我开始咨询心理学家，以解决我一直感到的抑郁、焦虑和恐慌。

我的心理学家诊断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误诊。

我的症状仍然持续，除了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外，没有其他治疗选择。

我开始对一些食物过敏，并出现慢性消化道疼痛，腹部几乎一直膨胀。

后来才知道，这是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的症状。

无论我吃了多少，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增加体重，我的体重仍然很轻。

我皮肤下的脂肪层开始萎缩，胸部和臀部上出现凹痕。

一位医学博士告诉我，我应该“吃掉所有我能忍受的饼干、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这个建议不仅没有帮我增加体重，反而让我更加疼痛。

最终，我的症状变成了神经症状，我在精细运动技能和言语方面出现了困难。

在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场合，我记得一支笔掉在地板上，弯腰捡起它时，我捡了六次，才能够抓住它。

我的症状多种多样，不止一次被医生告知我有神经质，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症状全都在我的头脑中。

没有人理解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在痛苦中感到完全孤立，并质疑自己的理智。

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自己寻找答案，却一无所获，精疲力竭。

我决定做出情况最坏的选择——将自己送进精神病房进行评估。

乳糜泻

我开始了有关精神评估的沟通。

几天后，我的一位医生将我转介给胃肠病学家，以进一步检查我的消化问题。

这是一个转机，如果没有这个转介绍，我可能已经住在精神病房。

胃肠病学家对我进行了麸质抗体测试，结果呈非常高的阳性。

然后，通过内窥镜检查我的小肠并进行活检。

我永远不会忘记从麻醉中醒来的那一刻……噪音已经很远了，我的视线才重新清晰起来。

戴夫坐在我旁边，医生来到病房，她握住了我的手，不到10秒钟，用四个字结束了我过去10年所经历的痛苦——你患有乳糜泻（英文四个字）。

我开始哭泣……如释重负。

医生接着告诉我们，当她开始手术时，她就知道了。

她告诉我，我的肠道受到了广泛的损害，治疗方法是余生都要吃无麸质饮食。

那一刻我心里高兴极了，但我并没有失去理智。

营养不良的疾病

如果您尽早发现乳糜泻，无麸质饮食可能足以让您恢复健康，但就我的情况而言，这还不够。

从2012年2月确诊乳糜泻到2012年4月，我实施无麸质饮食，但我的消化和心理健康问题一直都在，体重也降到 94 磅的新低点。

后来我才明白，乳糜泻是一种营养不良的疾病，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营养，那时我可能已经患乳糜泻11年了。

我开始变得心灰意冷，极度绝望，担心如果这种饮食不起作用，我就无处可去。

我开始向朋友征求意见，其中一个朋友建议我研究一种叫做“凝集素”的东西，这是小麦的一种成分，对肠道非常有害。

这个关键词让我找到了罗布·沃尔夫 (Robb Wolf)，然后找到了莎拉·巴兰坦 (Sarah Ballantyne)，莎拉正在从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兴研究。

莎拉的研究项目叫做AIP(The Autoimmune Protocol，自身免疫方案)，它远没有今天那么完整和明确。

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必须尝试一下。

2012 年 5 月 1 日，我开始了 AIP饮食治疗。

仅仅三天后，我的焦虑和精神痛苦就消失了。

我以前一直服用Xanax（阿普唑仑）作为应对情绪过山车的绝望措施，那天之后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几周后，我多年来第一次体重开始增加，我的能量水平稳步提升，脑雾消散，面部中央和四肢的麻木与刺痛感逐渐消失，我的神经系统症状自行纠正，我的心跳也恢复正常。

2012年6月，开始 AIP 六个星期后，我重新测试了麸质抗体，结果下降了一半。

6个月后，它们恢复到正常范围，我感觉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身体。

我对AIP方案的了解越深入，看到的改善就越多，我就越想了解硬化性苔藓、子宫内膜异位症和乳糜泻之间的关系。

我开始认识到，什么事情可能是我疾病发展的触发因素，并了解饮食和生活方式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并决定开始寻找其他选择来控制子宫内膜异位症。

新事业

我正在经历如此深刻的进步，以至于我觉得其他人需要知道这一点。

如果她们有像我一样的病情怎么办？如果分享我的旅程可以帮助其他人找到答案，不像我经历多年的动荡和绝望，那会怎样呢？

我开始向我的朋友圈里感兴趣的人分享我的故事。

我发现，从提供这种指导中，我获得了深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2012 年 12 月，我帮助一群同事实施了旧石器时代饮食挑战。

这次经历点燃了我内心的火花。

我决定将我对恢复健康的巨大感激之情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2013 年春天，我参加了一个健康辅导项目。

毕业后 6 个月，我辞去了之前的工作，开始全职当一名健康教练。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不仅改变了我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我的大部分康复已经完成，而且还改变了我的整个职业道路。

第二次手术

当我的生活“重回正轨”时，我的故事就很容易结束了。

然而，我还是没有完全康复，继续经历起起伏伏的症状，尽管远没有那么严重。

2014年7月，我进行了第二次腹腔镜手术，切除子宫内膜异位组织。

第二次手术比第一次手术范围更广，但效果只持续了大约两年。

到 2016 年时，我知道我需要更进一步。

第三次手术

2016 年 7 月，我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

在这次手术中，切除了乙状结肠上因子宫内膜生长而严重受损的部分。

不幸的是，我的结肠愈合后留下了一些明显的疤痕，这对我的消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幸运的是，我能够通过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保持一切正常运转。

如今，我和米奇·特雷斯科特（Mickey Trescott）共同创立了Autoimmune Wellness（自身免疫健康）服务品牌。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营养食谱、实用资源和社区联系来分享这种方法，一起帮助别人掌控自己的健康。

编后语

正如安吉所言，采用AIP对于她的情况来说是不够的，所以尽管她康复了很多，但还是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手术。

如果凭借安吉现在的经验和知识，她无需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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